一个民族的高度不是以有多少天才的头脑在做官和发财，而是以数学和哲学这种抽象能力和成就来衡量的。上帝奖赏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民族。

上一个月，网络上先是在讨论“把英语踢出高考”，但有人说，英语比数学重要，学好英语才好出国，好移民，语云，“英语记不牢，终身在天朝”。后来话题就转换成“把数学踢出高考”了。后者获得的响应比前者高。还有网站搞了个投票，投票的结果是七成在“踢数学”。“除了数钱，一辈子没有再用到数学”，这个说法很有感染力。虽然不一定真有人觉得有任何可能“把数学踢出高考”，但“踢数学”本身会带来快乐，可以发泄另外的情绪。

这确实只是个玩笑。玩笑就当它是玩笑吧，但毫无疑问，总会有一些没有幽默感的家伙，会把玩笑当真的。而且我稍稍有点担心这样的讨论，那么多青少年参与或围观，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或者产生什么“导向”（这个词用滥了，所以加个引号）。已经有人警告过“把数学踢出高考”的蛊惑，叫做“撼山易，撼（高考）数学难”。但就算你把数学“踢出了高考”，却也“不废江河万古流”。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呢？说得严重一点，作为一个时代的腐朽的标志，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贬低知识，蔑视理性的境界。在成年人的世界，一本正经地面对知识已经是令人嘲讽的事情。你在公共场合偶尔会看到有成年人抱一本小说，但这种文青范也显得那么罕见。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在读数学书，仅仅是为了知识，而不是为了学位和职称，那么恭喜你，你运气好，可以去买彩票了。

一个时代处于上升时期，也就是知识的成长期，人们是以求知为荣的，而数学是最纯粹，最无功利的知识。在这个份上，可以把追求数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理性的标志。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有自发的数学辩论会。还有搞“数学决斗”的，即互相出一些数学题目，让对方解答，谁先完成谁就获胜。还有人在路边“摆数学摊点”，用自己编制出来的题目去寻找同好。这种情景，和我们今天的朋友相聚，或者哪怕是陌生人，见面就可以谈腐败，讲谁又被抓了，并且不会脸红的盛况有点相似，但前者令人感动，像婴儿的笑声，也像树苗的拔节，而后者则让人气血不畅，迟早生出病来。

那个时期的欧洲有不少数学家就是这么业余的，纯粹追求知识得来的。前些年才被解决的费马猜想，是十七世纪的法国的法官，业余数学家费马提出的，他同时还有许多数学贡献。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这叫时代风尚，简称时尚。但在那时和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都叫犯傻。法官搞数学一点用处都没有，费马的数学知识数他的工资应该早都够用了。

但人类本来就有追求知识的天性，搞到全民鄙视知识的地步，也真是不容易。罗素（也是一位数学家，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说他的人生动力有两个，一是对人类苦难的悲悯之心，一是对纯然的知识的追求。“纯然的知识”很可能是“无用的”。追求知识是可以超越功利的。

清末近代数学传入我国，我们的先辈们在那时是那么求知若渴，很快有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数学家。到抗战时期，国运那样艰难，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也是国际级的。他们是怎样追求知识的？有一年我在昆明，发现西南联大的数学系的一件事。我抄的笔记不在身边，大致记得是，当时美国兴起微分几何（或者复变函数？），大约是陈省身立即从美国寄回一本有关的书到昆明，江泽涵等就组织学生抄，抄一段，大家讨论一段。

现在我们知道陈省身教授和江泽涵教授都是世界级的数学家，他们就是这样“走在世界科研的前沿”的。当时是哪些孩子在抄那本英文数学书呢？

就是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你可能只记得这两个人的名字，但其实那个时代有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都是这样在学习。

这些故事，可能由于数学本身的特性，使它不怎么传播。但传播在今天叫宣传，宣传多了要走样。总之，一个向上的，有气节的民族追求纯粹的知识，就像追求自由一样自然。我们知道华罗庚是自学开始的数学家。在文革期间，有陈景润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研究数学。那时，全国都被高度政治化，文革结束后，他被人们发现，并被描绘成一个奇怪的人。在徐迟的报道里，他怪得比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还难以理解（哥德巴赫也是十七世纪的德国的一位从法学“转业”过来的数学家）。

文革结束后，有一个小小的“科学的春天”。那是出现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晚饭后的街头，有人腋下夹着数学自学教材，匆匆赶往补习学夜校。其中包括蓄长发穿喇叭裤的反叛青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有一位青年，在一个美女如云的环境里工作（丝绸厂），经常来跟我们套近乎，无非是想借数学书和谈几句数学，进一步的要求是想央求我们带他去见某教授。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我们嫌他基础差，不能保持每次都有好脸色。

这样的故事今天听起来如天方夜谭。而我认为一位当年编几毛钱一本“数学自学丛书”，由于印量大而发财的老先生，他没想到他还在世呢，世道就变到他不认识了（他现在是一位职业反腐举报人，我要在另一篇文章中写他）。

那时，一本讲近代物理学革命的书，命名《激动人心的年代》。现在，还有人为这样的问题激动吗？至少我们没有为青年创造一个为此而激动的环境。回想起来，那时，学校就开始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了。现在看来，这样看待数理化，“三观”就有问题。那一代人一辈子还没有走完，走到今天，走到遍地都流淌着黄金，有钱就可以走遍天下的时候，不仅他们自己，他们也教育子女，不要去学“无知的知识”了。

今天的数学更加专业化了，它庞大和复杂到研究不同方向的数学家也往往不能鉴定对方的论文的地步。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一个天才能够无师自通地登上现代数学的殿堂。学校教育成为数学家产生的惟一的摇篮。悲乎，我们的摇篮六十年来摇过人类的五分之一，可是没有摇出一位获得世界最高数学荣誉的天才。若有，必是去国外取得的成就。然而，也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把“羞辱数学”作为一种大众狂欢。

看起来我们国家也觉得，培养几个“人才”掌握了把火箭送上月球的数学就行了。不为排名（学校排名，学生排名），绝不会为孩子们搞什么数学活动。世界上大约也只有中国的家长和学校、教育官员和大众舆论，才把“奥数”和“高考数学”等于数学。“奥数教育”搞坏了孩子的脑子，不去怪“教育”，却去怪“奥数”。“高考数学”把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天才挡在了大学的本校门之外，不去怪“高考”，却去怪“数学”。——看看我们告别基本的理性和反思能力已经有多久。

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在人类所有的学科中，还有哪一门类像数学一样始终没有抛弃我们——你把在国内学到的数学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是数学。你不能不承认，数学教育无论怎样中国特色，但数学本身却铁定的普世价值。

数学作为一种专业确实很难赚钱。就连四年颁一次，只颁给四十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的菲尔茨奖，也不像诺贝尔奖那样一大笔，而只是一个荣誉。

但数学不赚钱为什么外国人照样钻研，为什么西方和美国取得那么多数学成就。不是说他们生活节奏快，心理浮燥吗？他们都是傻的不如中国人会赚钱吗？那当然不是。依法赚钱他们都比中国人强。法治水平高的国家里的国民，才是又会赚钱又喜欢“无用的科学”。中国人什么都讲实用，没有收益的表情都懒得浪费，无故的笑脸连对孩子都舍不得施舍一个，哪里会主动选择学习没有实用功能，不会赚钱的学问。

中国人正在实用和成功，浮华和享乐的流水线上高速旋转。本文的观点显然很不合时宜。但是，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不是有一代人已经非常有钱，无论怎样征遗产税，他们的孩子们（就算明里暗里有限地超生了几个吧），也会享不尽的荣华，而断无物质方面的忧虑。这样的家庭，正应该让孩子发挥天性，追求自由和个性。如果他是一个数学天才，为什么不让他成长为真正的数学家呢？如果穷人的孩子读书难免要为了求生存，那么，富贵人家的孩子，为什么不可以去追求“无用的知识”呢？

但是，看起来我们这一代富贵的长辈们还没有这么想。他们无论有几个孩子，都想送到富贵道路上去做他们的接班人。更何况穷人的孩子。另一方面，全社会也没有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土壤。

那么，中国的未来仍然不会有人类最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而这不是一个有着辉煌未来的民族的气象。一个国家在超越了“求生存”的界线之后，就应该求发展。而一个民族的高度不是以有多少天才的头脑在做官和发财，而是以数学和哲学这种抽象能力和成就来衡量的。上帝奖赏追求纯粹知识和理性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