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多年以前，庄子讲过一个故事，北海里有条鱼，名字叫鲲。鲲非常的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长。鲲摇身一变就成了鹏，鹏也非常的巨大，脊背都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当鹏扇动翅膀奋力飞起来时，翅膀就像是挂在天边的云霞。鹏要迁徙到南方的大海时，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就离开了北海。

你相信这个故事吗？

当然，大多数人是不信的。庄子那个死了老婆非但不哭，还敲着破盆唱歌的家伙，实在是太不严肃了。相比之下，我们多么的喜欢那个满世界要官做的孔丘老头，这尼玛才是正经人儿嘛！

林语堂说，一个中国人要是喜欢薛宝钗，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相反的，那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后来中国人连《红楼梦》也不看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再后来王朔又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乎我们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

由此看来，我们中的大多数，应该还是喜欢薛宝钗的多，都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也没什么不好，他们目标明确，规划清晰，行动有力，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接近自己的目标。升科长了，涨工资了，买房换车了，结婚生孩子了，在差不多的岁数干份差不多的工作挣个差不多的工资找个差不多的配偶生个差不多的娃，放眼一看，嘿，大伙儿不都差不多嘛！

他们很傲娇地在知乎上头问：‌‌“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到北上广深打拼，即使过得异常艰苦，远离亲人，仍然义无反顾？在老家踏实过日子好不好？‌‌”是啊，原先的同桌二毛已经当科长了，天天外头吃饭只用潇洒地签个字就成，你在北京行吗？被你揍过的猪头借助了家里的关系，做成了政府的土石方工程，买了大奔驰，副驾上见天换个漂亮小妞，你呢？还在北京等摇号呢吧？再不济那个读书从没及格过的猴子都开了个服装店，一年也挣不少钱，买了大房子生了乖孩子，聚会时带出来一脸的幸福样，你又被姑娘给甩啦？唉，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在庄子的故事里，寒蝉与小灰雀也这么说过鲲鹏，瞧我瞧我，一下子就飞起来，碰到榆树、檀树之类的树木就停下来，有时就算飞不上去，也就是掉在地上罢了，又不疼。你丫可真是傻逼，哪里用得着非得飞上数万里的高空再向南飞呢？唉，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我尼玛就是爱折腾可以吗？真的，我们也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非得在这大城市里去实现，我们也不以为再过多少年后我就能牛逼哄哄地把自个的头像挂在那个城门楼子上，我们也不至于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成功我就再也不回来了……真的没那么复杂。我们就是厌倦了一眼能看到底的生活而已。

游泳池里游泳，长宽各25米，浅水区1米2，深水区2米，来回游吧。你可以比谁游得快，也可以比谁游得久，反正就不超过1250立方米的地盘上头折腾呗。也不是不好玩，就是没啥劲。扔海里，防鲨网外头，脚踩不到底，眼望不到边，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铺头盖脸地打过来，别说救生员，连救生圈都没有一个，有劲么？刺激么？

有一种人天生就不爱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坦日子，就是喜欢瞎折腾。崔健很多年前唱过，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了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想留在那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我们拒绝一切价值与行为坐标，不乐意按照社会期许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宁可像个傻逼似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因为我们以为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好玩，整那么多沉重如山的枷锁背着做甚？你丫要飞你的榆树、檀树你飞去呀，屎壳螂还吃屎管饱呢。老子偏要飞个九万里玩玩，也不为个啥，爷乐意。如果一定要找个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寻找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的渴望。听得懂么？

和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女朋友碰杯，我说：‌‌“祝你幸福。‌‌”她说：‌‌“祝你快乐。‌‌”嗯，这是对的，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人们有选择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人有结婚的自由，也有不结婚的自由。人有追求金钱的自由，也有不追求金钱的自由。两者并无高下。

过去我们连要的自由都没有。要结婚得组织介绍，要卖货会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勾搭个姑娘随时有流氓罪被敲沙罐的危险。现在是个好时代，起码我们部分拥有了要的自由，这是进步。但是我们更希望能拥有不要的自由。我们他妈不就想过那安定团结升官发财的生活，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以为我们是傻逼，那就权当我们是傻逼吧。不用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