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商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类型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在我一辈子的经济经验中，我知道用自己的钱办事的人遇到事情时会如何反应，也知道用别人的钱办事的人的反应模式；但老实讲，在中国，我没看出来谁在用谁的钱办谁的事。

面对如此复杂的关系，经济学家难以理解，而置身其中的商人或者企业家，也一样没什么自信。我见过一些MBA的课程表，开辟了专门的课程教人们怎么处理与政府的关系。里头会讲到一些通行的潜规则、厚黑学，也少不了讲到胡雪岩这样经典的历史案例。这样的课程一方面表明，人们认识到在中国处理政商关系是有多么重要，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政商关系充斥着太多不可捉摸的东西，它让人焦虑而不知所措。最近中国的首富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中国的政商关系这门学问应该比博士后还高呢，可惜高校没有教这门课。”

因为难以捉摸，所以企业家在面对如何处理政商关系这一问题时，给出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的，有时候还有点讳莫如深。有人表示要远离政治；有人认为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有人则说企业是给政府打工的，政府才是董事长。马云则表达得更有趣：跟政府谈恋爱，但不要嫁给他们。王健林的观点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他最近是这样表述的，“远离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党，显然太假了”。

学习如何处理政商关系，对于企业家而言非常关键，对于政府而言同样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功课。政商关系跟任何一种关系一样，都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怎么处理。就像政府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政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一样，没有无师自通的学问，也没有一上来就融洽的关系。但老实讲，只要一触及“关系”这个东西，中国人总是不够淡定的。尤其是政商关系，总是容易被妖魔化想象。它会让人想到权钱交易，想到不干不净的厚黑关系，想到各种潜规则，想到灰暗不明的东西。这部分源自于过去中国历史上长期不健康的政商关系，也部分源自现实中政商力量失衡的无奈。

费正清曾经讲道，过去中国的商人不热衷于制造捕鼠机，却热衷于从官方那边取得捕鼠的特权。企业家们最起劲的，是要求特殊政策的保护或者特许经营权，而不是把精力放于生产和技术进步，那是因为政府掌握了充分而绝对的资源分配权力，只有获得政府的庇护，才能获得安全的利益保障。这也是企业家总是把政商关系想得那么“玄乎”的根本原因：它不确定，但又充满了投机取巧的机会。所谓改革史，也就是政府在找寻和廓清自身权力边界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信未来，企业会把更多的精力放于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而不是跑关系、找政府。

什么才是正常而健康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可以说，正常政商关系，是关系双方互动的结果。依法办事，依规而行，政商之间完全可以做到各安其道、并行不悖。但有另外一种情况也值得警惕。那就是，政商关系在被妖魔化想象后，部分官员可能会选择刻意避开这种关系。针对政商关系，我们过去强调“越界”的部分，但不正常的政商关系，除了“勾肩搭背”外，也包括“背对背”的关系。现在一些政府官员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选择视而不见，不主动去熟悉市场，不去了解企业，耽误政府与企业的正常交往。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政商互动应该是有规可循的。它不用靠猜和想象，经济学家能够理解，企业家可以大胆谈论和坦诚面对，而政府官员也不必过分敏感和抵触。同时，它也并不隐晦，和其他关系类型一样，公开而透明。正如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政商关系没那么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