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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语文课有了短句练习。课本上谆谆问八岁的小孩子：你的理想是什么？未来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科教兴国的概念正流行，人们常常提到李四光、陈景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所以班上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都回答：我要做科学家。

还有一部分小男生鼓着眼睛、举着胳膊大喊：我长大了要当将军！

我的回答毫不出奇，也是科学家。

到了小学三年级，突然要开始写作文了。在一篇也许人人都写过的名为《扫雪》的作文中，我使用了一个成语“热火朝天”，语文老师高兴得表扬我了足足十分钟。

下学期我要去邻县的医院住院，所有课本都放在家，只带去了一本《少年文艺》和一本《儿童文学》，还有一个作业本。

那期《少年文艺》上登了安徒生的《坚定的锡兵》。我看得目眩神驰。当时正是春天，河南大地上，触目所见，多是开着粉紫色花朵的泡桐树，我就打开本子，写了平生第一个童话《一朵泡桐花》的第一段。（其实，也只有那一段啦，后来就弃坑了……）

大概是从那时起，我的理想就悄悄变得个人化了：

我想做一个，能写出很好文字的人。

其实，这个理想从我识字开始就显露了征兆。

我们小学有学前班，刚认识了“人、口、手”的我，走在路上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字的小纸片。墙上有小孩子用粉笔对骂的话，我也跑过去看看：“XX喜欢XX！”“王XX，大坏蛋！”嗯，这些字我都认得，好开心，走了！

堂姐比我大七岁，我不上学的时候就钻到她屋子里，静静地扒拉她的课本和一些杂志。有一次在杂志上看见一个成语——赫赫有名。啊，赤赤有名！一看这个人就很厉害，因为赤赤看上去很红很亮，而且发音“赤赤”多么有力！姐姐拍手大笑：是鹤鹤！

还有一天，姐姐在厨房烧火，我跟她说：“我最近不舒服，不但上呼吸道感染，而且发烧了。”姐姐笑得蹲倒在地：哎呀，这么一点点的小人人儿，说话用“不但、而且”！伯母也笑得几乎快把房顶掀掉，只有我抓着后脑勺莫名其妙：这有什么好笑的？

小学的事儿顺理成章，我一直是全校前几名，只是悄悄地开始偏科。某次考试，数学居然比语文整整少了30分，虽然依旧是年级前三，还是把班主任气得鼻子都歪了，整整说了我一个月。

到了初中，偏科愈加严重，创作欲也越来越强烈。我起过一二十个小说的名字，写过五六个武侠小说的开头，其中一篇更是持续写了三万多字；言情小说也写过好多个开头，完成过一些短篇。

后来，在邻县一个杂志上，我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我们校长。在我们班举行的晚会上，他特意表扬了我。

把杂志拿回家给父亲看，他却绷住了内心的喜悦，只说了一句话：“少搞点这样的事儿，先把你的数学学好吧。”

磕磕绊绊上了高中，文理分科我当然毫不犹豫选了文科。高中三年，算上复读的一年，日记写了二十多万字，长篇小说写了四万字开篇，短篇小说无数，散文无数，填词十余阕，现代诗大概写了一百多首。

但除了初中那次投稿成功外，并没有再从写作上获得任何收益。高中只投过两次稿，也没有任何回音，只是自己自得其乐着。

理想之美好，在于它是平凡人生中的高蹈，它用它的力量，将我们从凡俗世间拔起来，享受纯净而富有创造力的幸福。它使我们在独处时也不感觉孤单，因为时间被用于自己最喜欢的创造上。

理想之残酷，在于它也要在平凡人生中得到实现。很少有谁的生活，正好已经为自己的理想准备好。皮匠的儿子要写童话，而皮匠只想让他学会做最好的鞋子；富商的儿子想去画画，而富商只想让他经营好自家的商铺。大部分人想要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总要走上一段路，这段路，有时候真的漫长。

对我来说，这段路，就是生存本身。而生存，大家普遍认为，是与理想相悖，或者关系不大的。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因为一些变动，父亲的事业开始破产，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走向了极其窘迫的境地。到2004年我大学毕业，情况更坏。

为了改善家境，2005年秋到2006年春，我在老家跟弟弟和表姐一起开了个饭店。

弟弟是学厨师的，从原单位辞职回家后，一段时间内没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父亲觉得他手艺其实也差不多了，就咬咬牙，搜刮了家底，又借了一部分钱，同时，表姐也入了三分之一的股份，在我们县城东边，把饭店开了起来。

现在看来，饭店的选址有问题，资金运营的方式也不妥当。店开在县城的商贸区，按说本算是比较好的地带，但却并未在商贸区内，而是在最外围，临着一条大路。这条路主要作为客流干道而存在，并不是客人会随意走走停停，吃点东西的商业街。而真正想买东西或想吃饭的人，又会直接走到商贸区里面买，不会优先选择主干道旁边的店。

在这种情况下，最有可能成功的路子是打持久战，靠口碑把客人留住。这要求手里有一定数量的储备资金，用来熬过惨淡的开创期。但是，我们两家人凑在一起的钱并不多，却租了一个三层楼。一楼是大厅，二楼是雅间，三楼是自己人的住处。这样固然方便，却将绝大部分资金压在了房租上，等把厨房用品和食材全部准备好以后，手头可供流动的资金，居然接近于无。

用现在的阅历来看，这次创业是必定要失败的。但当时的我们，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开了差不多半年。有客人爆满，出菜跟不上，被客人拍桌子狂催，大发脾气的时候；也有深夜一群混混点了一桌子菜，最后不结账还要耍横的时候；还有猥琐男吃了几十块钱，给了一部分，说另一部分改天来还，却再也不登门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却是到了饭点儿，总共才上了几位客人，我坐在前台收银，因为没什么人来，被冻得直跺脚，表姐在厨房里，跟弟弟和我们的凉菜师傅说话。

内心的失望，是河岸背阴处的苔藓，无声地一天天滋长着。而希望，则是在河水的波纹上荡漾的阳光，时不时地闪亮一下，当你伸手去抓，光芒瞬间破碎，只有水珠，滴滴答答全部落到了地上。

五个多月后，我们决定停止营业，把房子转让出去。

贴出了转让的纸条，每天锁着卷帘门，在楼上或屋里等着。

我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有读书和发呆，剩下的就是，等待。

每天在大厅里，把所有的凳子都擦干净，四脚朝天全部放在桌面上，自己坐在拉下了竹帘的窗子前，从缝隙里看街上的行人。

或许这个穿着黑色皮衣的中年男人就有可能来租这个房子吧，他像是个生意人。

但是，他直直地走过去了，看都没看我们的纸条一眼。

那个穿一身红衣服，烫着黄色卷发的胖女人也许想用这个房子开个茶庄吧，快来看看吧。

但是，她一边打电话一边从我们门口走过去了，头都没回。

锁了门又拉下窗帘的屋子，大白天也很暗，我坐在那里，感觉自己呈直线状慢慢沉下去，沉下去，沉到了黑暗、冰冷、潮湿的海底。

终于有两家同时打电话来，一家给的价钱比我们预期得低了一些，另一家说要考虑下。前一家说已经准备好了钱，下午就来交易。这样的话，就不等另一家也罢。

但是，下午等了又等，说要送钱来的人，并没来。

最后的几天，我们账面上的钱已经花完了，连生活费都没有了。我给一位高中同学发短信，请他暂借给我200元钱。他是经常用“朋友”“老同学”这样的字眼来为我们关系定义的人，店开着的时候，也经常来玩，每次我们都特意给做两道菜，弟弟有时候也会陪他喝两杯。但是，一整天过去了，他没有任何回音。晚上我又确认一下，说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短信回来，说：我是他姐姐，这个手机这两天暂时是我在用。

我笑了一下。

第二天我跟一个女同学借钱，早上说完，午饭的时候，她便把钱送了来，还问我够不够。

最终，我们的房子并未转出去，只是把屋里的桌椅和二楼雅间的装置全部卖了，换了一点钱。拿到钱的当天，我马上还了借的钱。

三天后，我重新回到Z市，找到一份活动文案策划的工作；半年后，我改行进入某个内刊做了文字编辑；两年后，我离开Z市来到北京，终于进入了用文字来谋生的出版业。

直到今天，我在这里，写这些文字。

为了让自己生存下来，并还上家里的欠款，我做过网站编辑。主要工作就是CtrlC+CtrlV，把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重新发布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这份工作，工资是每月500元。

我回家开过饭店，结果上面已经说了。

我做过广告文案。Z市是中国著名的农业化肥广告基地，有很多小型的广告公司集中在那里。一家公司可以不超过四个人：两个文案，一个动画编辑，一个老板兼业务员。做农化广告的半年多也是我人生的灰色时段。底薪一样是500元，每月需完成3个单子，超过3个的部分每单给200元提成，但若没完成，少一个单子扣200元。有一个月我一个也没完成，于是算完工资我还欠老板100元。女老板仁慈地说：我也不扣你钱了，但是这月工资也一分钱没有了——第二天，我就没去上班。

那种生活，不能称之为生活，而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它的可怕之处，不只在于物质上的困窘，更在于心灵上的无价值感。因为难以保证有品质的生存状态，对自身的价值渐渐产生怀疑，怀疑越来越重，自然就会动摇。到最后，也许就会相信，自己真的是一个平庸的，不能创造出价值，更不能把价值转化为生存资本的人。

到这时候，也就是被生活真正地压倒，或者驯服了。

事实上，我与我擅长的文字离得越远，我的生活就越动荡不安。而来到北京，开始了真正的文字工作后，一切渐渐变得顺利：收入逐步稳定，家里的欠款已经还清，而我，也在工作中逐渐找到了自我，找到了难能可贵的成就感。

甚至，工作对我的意义，也已经不再仅仅是谋生工具，而是一种长期的自我修炼，一门值得终生投入、倾心琢磨的艺术。工作自身的魅力，超越了它附带的折磨和枯燥，深深地吸引着我。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绕了很远的路，虽然前行的步伐一直缓慢，但我从未忘记过，是什么点亮了儿时的我的心。我也从未放弃过，擎着这盏初心，向灯塔之处前进。

我不能保证，接下来的人生不绕弯，但我相信，哪怕一天只能行进10厘米，也有到达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