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养孩子是父母花费多还是政府的公共投入多？

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简单说，就是指孩子会“占用”一部分资源，而有“超生”孩子的家庭就认为他们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超生”家庭需要对社会给予额外的补偿，且这种补偿还是强制的。

那么，社会到底为抚养孩子付出了多少资源，孩子的父母又付出了多少呢？

全球看来，为抚养孩子父母都比社会花费更多，即便在高福利国家也同样

2012年7月《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把现在的孩子称为“百万美元宝贝”。文章引用的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家庭在美国抚养一个孩子到17岁可能要花费30万美元的巨资，部分家庭甚至能够达到百万的级别。而美国虽然十年来对社会福利投入的资金从3000多亿美元增加到6500亿美元，且增幅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儿童抵税额，但仍然没有改变抚养孩子开支是家庭最主要支出之一的现实。而同样的结论在日本和韩国也适用，韩国人抚养子女的花费甚至达到年薪四成。…

在俄罗斯，尽管为了鼓励生育，俄政府向多子女家庭提供大量补贴，如生育第3个孩子国家每月会补贴8000卢布（约合1600元人民币），但这与家庭所负担的高额代价相比仍显得杯水车薪，很多家庭仍然不想生或者多生。在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杂志看来，家庭为抚养孩子负担的高额成本甚至就是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的罪魁祸首。

即便在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德国，根据《焦点周刊》综合联邦统计署的数据。在德国，如果累计计算，把一个孩子养育到满18岁成人，德家庭平均需要为其支出总共13万欧元以上的成本，而在这18年中，父母仅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等同于4万欧元的补贴。可见，在德国抚养子女的花费仍然是父母占大头。总结起来，即便在福利发达的西方国家，培养孩子的成本也是主要由父母买单。

家庭难以承担抚养孩子的高昂花费，也被认为是造成一些国家生育率偏低的原因之一。家庭难以承担抚养孩子的高昂花费，也被认为是造成一些国家生育率偏低的原因之一。

中国情况更甚，福利严重缺位，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提供的儿童福利也只算及格

发达国家尚且如此，中国的情况更甚。早在2005年，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便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刊物《青年研究》上发表报告称，在中国城市，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父母的平均直接经济支出高达48万元。

而根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和市妇联儿童与家庭部2011年出炉的《上海年轻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建议》调查报告披露：由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生活照料压力，有近一半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表示，自己会放弃二胎机会。这份调查报告同时指出，上海市现有的各项儿童福利政策服务还不能满足年轻父母的期待。此次调研涉及22项儿童政策服务，父母们的评分均在“及格线”附近徘徊。而上海市的儿童福利状况在中国内地无疑是最好的，相对落后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如果单看教育这一项，根据人口学者易富贤提供的数据：在中国，家庭所分担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而来自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调查也显示，中国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是发达国家的三倍。综合来看，中国家庭负担孩子的养育成本的比重甚至超过90%。

《投资者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抚养费本身的理由就不成立，中国又不是像北欧那样的高福利国家，甚至不像俄罗斯等国家，对小孩都有奶粉等补助，中国的小孩绝大部分都是家庭自己承担抚养支出的，政府既没有尽到社会抚养的义务，社会抚养费又从何而来。”

而种种因素综合，中国也就成为了父母眼中并不适合抚养孩子国家。2013年益普索亚太区的在线调查在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家长后，发现在被问到自己的国家/地区是否适合抚养孩子时，仅有33%的中国大陆父母表示赞同，普遍低于其它地区。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44%和49%。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看张艺谋夫妇，其实是“自力更生”抚养孩子的典型

虽然在全球都是家庭负担养育孩子的成本比重更大，但说到底，社会公共资源还是占据了一定的抚养比重。那么对于这部分，张艺谋夫妇的超生孩子多拿多占了吗？答案也是否定的。通过还原张艺谋陈婷夫妇孩子们的生活经历，可以发现张艺谋夫妇算的上“自力更生”抚养孩子的典型。

在医疗资源上，陈婷产前是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私立医院做孕检，而后在北京一家顶级公立医院的“国际医疗部”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是公立医院，但在收费方面“国际医疗部”遵循“用者自付”的原则，不能使用国家推行的几大常见医保，但能与商业保险对接。

在教育资源上，张艺谋的孩子张某男和张某丁虽曾被送到老家江苏无锡上幼儿园，但两个孩子是各交三万多元赞助费后，以“借读”方式进入无锡市侨谊幼儿园（而侨谊幼儿园是由旅日华侨蔡世金先生捐资创办的）。而后老大张某男也是在缴纳了借读费后才在无锡市连元街小学上一年级，之后转回北京一所私立学校继续上学。而比照张艺谋与前妻大女儿的先例（张艺谋大女儿初中毕业后就被送到美国纽约读书），这些孩子的高等教育也应该是由张艺谋自费供其去国外进修。…

再看社会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本质就是税收，来自纳税人

虽然抚养孩子的主要花费来自父母，那么对于那一小部分的社会公共资源，“超生”的孩子是不是还是挤占了，这是不是也不公平？

纳税人依法享用公共资源天经地义，不存在占用的问题

在中国这种间接税高的国家，任何人都是纳税人。父母在抚养“超生”孩子时也要购买孩子衣食所需，而这些商品中本身就已经含有了高昂的税款。

再退一步讲，即便“超生”的孩子虽然在养育期间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但长大后孩子仍然会是创造税收的劳动者，因而可以对未来贡献更多的社会资源。以2012年的数据粗略计算，中国的财政性收入占GDP比例为23%，教育开支不到GDP的5%，但社保和就业支出仅占GDP的2.4%，甚至低于个税的第一档税率，更远低于个人以及企业缴纳的社保比例。…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中国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3%的收入，最终用不到3%来赡养他。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

这些分析表明，家庭生育孩子，对政府和社会来说是收益大于支出。但反过来，生育孩子对家庭来说在经济意义上更可能是一笔“亏本的生意”。在传统的家庭养老下，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养儿防老是生育孩子的内在经济动因。但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却是全社会。从这个角度看，不是社会抚养了孩子，而是孩子长大成人后抚养了全社会。…

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纳税人，在长大成人之后更是纳税人。而作为纳税人，享有使用公共资源天经地义，根本不存在占用问题。

（此段落部分观点以及数据参考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梁建章文章《社会抚养费的性质》）

如果从转移支付的角度看待税收，张艺谋家的孩子更不存在占用问题

社会公共资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它们是有偿提供的，那么使用者直接承担了费用，不存在需要额外补偿的道理。如果它们由政府免费提供，那么建设和维持这些公共事业的资金也是来自劳动者所贡献的税收。这里的劳动者其实正是孩子的父母。

而如果要将所负担税收和所享受福利对等，那么追溯下去，张艺谋作为名人、富人，收入远超普通人百倍千倍，纳税的贡献也远超普通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他对社会公共资源贡献的也更多。相比之下，他的“超生”孩子们所享受的公共资源比例可能远不及他所提供的，更不要说他的孩子们享受的绝大多数都是他购买的私人高端服务。以这个逻辑，张艺谋的“超生子”不但没被社会抚养，没有多拿多占，反倒是公共资源还占了他家庭的便宜。…

所以，本质上税收就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转移支付，张艺谋作为富人其实是被“劫”持的对象，是这些富人更多通过社会公共资源抚养了穷人的孩子。而不是本末倒置，社会反倒去抚养一个富裕程度远超平均水平的家庭。

“张艺谋超生”曝光后，刘佩琦认为“精英就该多生”的言论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张艺谋超生”曝光后，刘佩琦认为“精英就该多生”的言论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最后看自然资源：除少数天赋资源，多数自然资源也是有偿使用的

除了空气阳光这些天赋的资源外，在中国使用水、石油、煤炭、天然气、矿产和土地这些资源也不是免费的，仍然是要购买后才能使用，本质上也是有偿提供，没有赔偿的道理。

而即便是某些资源在购买时定价偏低，包含某些政府补贴。这些补贴资金的来源也仍然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再看针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保护工作还是要调动公共资源去做，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纳税人。

所以，即使是在自然资源上富人的“超生子”真的存在多拿多占，其实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结语

在抚养孩子的花费上，家庭的投入远超社会资源的支持。而所谓的公共资源也不是无中生有的，归根结底也都来自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