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著名歌手姚贝娜不幸去世的消息不断刷屏，另一种声音也开始在网上逐渐传播放大，其中最响亮的两个源头，一是姚贝娜经纪人在其微博中怒骂深圳晚报记者“行为龌龊”，其二是一篇名为《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以下简称《病房》）。前者直截了当，后者条分缕析，但结论高度一致，都是指责记者们在姚贝娜去世前后的报道中摔碎了节操。（相关报道见13、14版）

由于几乎所有不幸事件的现场，都能看到记者的身影，不免给外人以唯恐天下不乱的印象，《病房》一文中就直接把记者斥为食腐逐臭的“秃鹫”。所以记者的节操，一向不被看好。

但大多数批评意见中，几乎都没有对记者节操的构成做过仔细的分析，便以一种笼统的道德标准，对记者群体做出全称判断。譬如嗜血、无情、缺乏人文关怀等等。

但记者群体由无数的个体构成，抛开对一个个记者的具体观察，就无法对记者群体做出是好是坏的整体判断。同样，记者的节操也由不同层面的要素和标准构成，抛开具体分析，也就无法笼统地要求记者应该具备怎样的节操。

具体而言，记者的节操至少应该包括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是敬业精神，其二是职业伦理，其三则是社会责任。敬业精神要求记者目标单纯、勇往直前，不拿到第一手信息决不罢休；职业伦理则要求记者恪守若干职业守则，譬如不得给被访者带来伤害，不得增加被访者的痛苦，不得或者尽量少地涉入事件本身等等；而社会责任则更进一层，要求记者们的采访、媒体的报道，都应该遵从社会道德共识，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最好还要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等等。

在部分情况下，上述三个层面的要求能够统一。譬如冒险深入战争前线，不断发回战事报道的战地记者，或在余震不断的地震现场坚持直播的电视记者，都因实现了上述三重标准的统一，而维护了记者的节操，甚至光大了记者的形象。

但在更多情形下，上述三者并不一定能够统一，记者往往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做出某种权变，因为选择权重的不同，不同记者的节操便有高下之分。譬如姚贝娜经纪人的“怒骂”，乃是针对深圳某晚报记者伪装成医护人员混入太平间，拍摄了姚贝娜的遗体。就敬业精神而言，这几位记者无疑足够精进，但就职业伦理而言则犯了大忌，更遑论社会责任。不仅姚贝娜的经纪人怒骂，记者同行们同样会予以强烈的谴责。与此不同的是，《病房》一文中所指责的那些守在病房外的记者，也会面临某种“节操困境”：守在病房外等待一个不幸的消息，确实不如静悄悄地离去更能表达对逝者和家属的尊重。但就记者职业而言，此时弃守，不仅完不成报社的任务，其实更对不起关切姚贝娜命运的人民群众。权衡各方的因素，记者只要做到在病房外安静地等待最后的消息，在节操上就没有违和感。

在少数特定的情况下，记者会在灯光的照耀下投射出伟岸的身影，但在绝大多数时候，记者不过是受公众之托出街打探消息的“细作”而已。既不辜负受众的托付又能恪守职业伦理，且不违背自己及社会共同的道德原则，就是好记者的标准。至于有人在看过了消息、满足了“知情权”之后，又来指责打探消息的记者缺德、无心，则也属于记者的职业风险之一。扪心自问，无愧便好。